刘昆部长指出，今年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为近年来最大，上半年全国累计减税降费11709亿元，其中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政策减税1164亿元（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减税额占其中88%）。中央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地方政府也深挖潜力，确保减税降费各项政策落地。

　　刘昆部长给出的另一组重要数据，透露了在中央和地方过紧日子的“节流”举措之外的重要支撑，即来自国有资本运营和国有企业分红的“源头活水”。他指出，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收支平衡压力，大力盘活国有资金和资产，带动相关收入增加，全国非税收入增长24.8%，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中央财政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以及部分中央金融企业分红收入同比增加，合计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61%。从刘部长透露的这些数据很容易看出，如果没有来自国有部门的这些收入增长，又很难在税收上“开源”，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大幅加大国债规模来应对收支平衡压力。

　　无论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还是央企上缴利润或分红，都是在依法正常缴纳税收之后，对作为出资者的国家的回报。在缺乏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的国家，国家除了税收之外，无法直接从企业那里获得作为出资人的收益，因而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如果要扩大收入，只能主要依赖增税和扩大国债规模。人们并不陌生的情形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增税方面遭遇私营企业的大规模抵制，扩大工薪阶层税收又无异于涸泽而渔，只好不断扩大国债规模。从这个角度说，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是国家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一个重要依托。

　　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依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而加强，在当前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最为显著。刘昆部长提到，中央财政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就是中央根据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作为宏观调控的“蓄水池”。在国家财政需要，又不对企业运营产生大的影响的情况下，选择营收状况相对较好的部分企业，增加这些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充分显示了国企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的重要空间。

　　正是因为国有部门作为“源头活水”的这些贡献，可以有效对冲减税降费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相当于为降低非国有企业和个体的税负提供了关键支撑。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空间，从非国有企业和个体的角度说，事实上也是为减低税负提供了关键基础。当前国资运营和大型国企的财政贡献为减税提供基础，对于在税收谈判中有较大能力的民间大资本来说或许不重要，对于小微企业和工薪阶层却是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说，国企分红和国资运营收入上缴财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也是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依据。

　　由此看来，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在权衡国企改革的路径时，例如，在划拨国有资产给社保基金时，究竟是直接划拨股份，还是划拨国有企业运营的利润，需要在更广阔的层面、根据具体情况做更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在探索国有资产运营的道路时，需要更有效率地根据全球其他国家已有经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